绥靖主义与集体安全–乌克兰系列之六¶
什么是“绥靖主义”？¶
为什么会出现俄乌战争？为什么这场战争会打成今天这个样子？在我前些天 FT 中文网的文 章中除了谴责俄罗斯的侵略外，也指出了西方的绥靖主义问题。而且作了一个“从纳粹吞并 苏台德到二战”与“从普京吞并克里米亚到今天的大战”的对比，这个对比让我觉得触目惊心。 但是假如我们眼光更长远些，会发现西方的绥靖好像是个顽症。
所谓绥靖，在国际政治上是英文 Appeasement 的中译。严格说来它就像“封建”、“经济”一 样，与汉词本意差异很大。传统汉语“绥”“靖”二字虽都有“使安定”之义，但实现安定的手段 却相反：“绥”有安抚、怀柔之意，“绥远”就是“怀柔远人”。而“靖”却有强力平定之意，“奉 天靖难”就是要打仗了。两字成词，就是“剿抚兼用”以求平定的意思。古文中偶有示弱的意 涵，如“文公恐惧，绥靖诸侯，秦师克还无害”， 但主要还是凸显强势的一面，如西汉末说 王莽“有绥靖宗庙社稷之大勋”， 西晋张轨自责“吾在州八年,不能绥靖区域”。 近人也有唐 郭子仪荡平安史“有绥靖社稷的大功”等语。1949 年以前国民党政府内战用兵，设置多个“绥 靖公署”，而共产党则就此解释绥靖为“过去反动政府不顾事理道义，使人民屈从于暴力和强 权之下以求安定”。 显然无论褒贬，“绥靖”都意味着强势，用其褒义，则张伯伦何曾绥靖， 而用其贬义，则“绥靖”的倒应该是希特勒了。
而所谓 Appeasement，在国际政治上却是示弱、姑息迁就以偷安求和的意思，译成“绥靖”恰 恰有点颠倒。倒是日文译为“宥和”（委曲求和）较为准确。但约定俗成，本文所谓的绥靖就 是指 Appeasement 吧。
当年二战开始后，英法舆论就开始骂张伯伦、达拉第，认为慕尼黑的绥靖是一大错误。但实 际上，绥靖不始于张伯伦，更没有终结于二战。其实，西方舆论谈 Appeasement （绥靖） 也不是从张伯伦开始，他之前的麦克唐纳、鲍德温两届政府，就已经以 Appeasement 闻名。 而张伯伦、鲍德温是保守党，麦克唐纳是工党，可见绥靖也未见得与“左右”有关。毋宁说， 民主制下的左派右派都可能犯绥靖的幼稚病，正如极权制下的“极左”“极右”一旦确实强大或 自以为强大了都富于侵略性一样。
“绥靖”所体现的欺软怕硬委曲求全是自古就有的人性弱点，但绥靖本身却是与“集体安全”相 关的一个现代概念。它是指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之外的第三方而言，侵略方即便可恶如希特勒， 可谓残暴而不可谓之绥靖。被侵略方即便可耻如汪精卫，可谓卖国而不可谓绥靖。只有第三 方（主要是有能力的强大第三方）对侵略的姑息和软弱，才是所谓的绥靖。但既然是第三方， 为什么一定要去干预这种事？不干预就被贬斥为绥靖？这就与“集体安全”相关了。
“绥靖”与“集体安全”¶
本来弱肉强食的古代“国际政治”是无所谓绥靖的，那时的“合纵连横”其实只是权谋，并无价 值意涵。18 世纪末康德提出“永久和平论”，1899 年和 1907 年关于战争规则与和平解决国 际争端的国际海牙公约，是集体安全概念的萌芽。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痛感 那种国际间不择手段的丛林政治带来大战的灾难，于是上承康德等人的“世界公民”、“正义 和平”理念，下接威尔逊等人“公理战胜强权”的诉求，在巴黎和会上决定建立国际联盟（国 联）。而国联的核心理念即集体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这是一种保障所有国家生 存与国际和平的制度。这种机制下形成的“国际社会”（国联的法文、西班牙文称谓就是“国 际社会”），每个参与国都认为破坏和平是对所有参与国共同的挑战，也即参与国认为其他 国家的安全就是所有国家的安全。所有国家对为违反此一原则的侵略国家进行集体制裁，以 维持国际和平及秩序。
但国联事实上没能实现这一理念，结果是极权国的侵略气焰益张，民主国的绥靖软弱可欺， 导致了“二战”的爆发。
二战后的联合国，其实是国联的继承者，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只有在冷战后最初几年，“趋 同论”和“普世价值”流行，国际合作制止伊拉克吞并科威特，算是集体安全的成功之例，而 欧盟的统一进程甚至使人看到了某种“大同”的希望。但是好景不长。以致如今，侵略与绥靖 的问题又一次凸显。就在不久前人们还在担心“新冷战”会不会发生时，俄乌冲突已经重走了 当年从“苏台德”到“进攻波兰”的演变，普京已经在挥舞核弹示威，转眼间国际上一场“新热 战”似乎已在边缘！
如何避免人类重蹈更可怕的覆辙，这个严峻问题已经使重温侵略、绥靖和集体安全的历史成 为必要。
当然，有人对“集体安全”嗤之以鼻，他们认为安全只能靠自己“强大起来”，别人是靠不住的。 这话用于激励自强当然有道理。“主救自救者”，而况不自救专赖“国际”乎？尤其在古代冷兵 器的丛林时代，习武的成本相差不大，自己不争气，受欺莫悔，那时又没有“国际社会”，不 靠自己能靠谁？即使到了今天，自强仍是互助的基础。这次乌克兰没有重蹈当年波捷覆辙， 更与阿富汗那窝囊的卡尔扎伊政权截然有别，那就是“主救自救者”的一个范例。
但只有“自强”的竞赛，是不能形成“国际秩序”的。尤其在军事成本极高的现代，事实上，除 了少数大国，中小国家要“强大”到何种程度才能独力击败现代军事大国的侵略？这样的“强 大”又岂能不损及别的中小国？甚至这“强大”的利维坦国家会不会蹂躏自己的臣民？特别在 今天的核时代，每个国家都追求“强大”，核不扩散怎能维持？人人拥核，那世界岂不在“核 走火”的毁灭边缘上了吗？
然而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条件下，集体安全主要是靠那些“负责任的大国”承担的。小国弱国 遭侵略时其他大国强国能不能主持公道，当好“世界警察”，就变得非常重要。
当然人性有利己一面，大国也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世界警察变成世界强盗也是完全有可 能（前现代时甚至非常可能）。作为世界警察为公不肯出力，是为绥靖，作为世界强盗谋私 穷凶极恶，就是侵略。当代世界的集体安全，就面临侵略和绥靖的挑战。当然，侵略是罪， 绥靖是错，两者不可并论。但就事实判断而言，两者往往互为因果：侵略者的不择手段恐吓 出了绥靖者的姑息，而绥靖者的姑息又反过来放纵出了侵略者的得寸进尺更加嚣张。
国家体制与“国家利益”¶
而大国的国内体制，对这一切其实有重要的影响。以往的国际政治研究对此是重视不够的。 “民主和平论”者的价值偏好，导致他们忽视了事情的另一面。而最近流行的所谓“修昔底德 陷阱论”，更是在价值中立的形式下把国际政治视同街头斗殴，以致连基本的逻辑与事实都 不顾。我曾经指出：修昔底德本人并没有这种“老大非要掐死老二”的陷阱论。人性嫉妒，老 大不高兴老二超过自己或许是常事，但逻辑上，不高兴和必须死掐个鱼死网破根本不是一回 事。大量的事实，尤其是现代的事实，特别是美国自己从跻身“列强”到经济上升为老二以至 老大，一直就未与此前老大老二发生严重冲突的事实，更是否定了这种理论。
事实上，“国际关系”中的国家与人际关系中的个人既有可比之处，也有不可比之由。可比之 处，那就是二者行为动机都是“自私”和超越狭义自私的“理想主义”之结合——后者即普世性、 超越性的道德责任、信仰、意识形态等。按马斯洛的说法，追求自己的道德满足或理想实现， 其实也是一种高层次的“自私”；由于 A 的理想 B 未必接受，把 A 理想强加于 B 其实也会 造成类似于乃至更甚于“自私”的后果。但由于它具有“克己奉公”、“捐己度人”、“普度众生” 或“人类解放”的外观，也确实与个人的物欲、性欲或权势欲这类狭义的“自私”有所不同。
国家与个人的动机都是上述“自私”与“理想主义”的结合，纯粹的天使与纯粹的恶魔都难以想 象。这是共同点。但不同在于：首先，人际关系中个人的“理想”有可能就是国际关系中国家 的狭义自私。例如个人为侵略性“民族主义”目标而牺牲，从个人对于国家而言可能是“无私 奉献”，但就国家对外侵略而言则是“国家自私”。
其次但更重要的是：个人的自私是单一的。每个人都是他自己利益的判断者。但国家却是无 数国民组成，“国家利益”由谁判断？
不同国家体制下的“国家利益”判断，与国外的利益区割通常还比较清楚：无论美国总统的利 益还是美国人民的利益，都不等于中国人民的利益。美国总统的自利可能有害于中国，美国 人民的自利同样可能如此。但在国内意义上，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的“国家利益”界定就可能 截然不同：民主国家的“国家利益”本质上是国民利益，但专制国家的“国家利益”，本质上首 先是“皇上”的利益，虽然面对外国人而言这两者有时是重合的，但并非总是如此。
当然，民主国家对外关系中的政客利益与民众利益也并不总是完全重合，犹如这部分民众与 那部分民众的利益也会有差异一样。民主国家为什么会有反战运动？就是因为决策者认为该 打的仗，部分民众认为不该打。亦即决策者与反战民众的利益判断不一致。但在民主机制下， 这种不一致是可以矫正的。越战后期美国的反战运动规模之大众所周知，但其实越战之初， 美国民意对美国介入越战曾经高度支持，否则也介入不了。后来美军伤亡一多，负面新闻一 出，民意就转向了。
其实无论一战、二战，还是之后美国历次海外出兵，从韩战、越战到伊拉克、阿富汗，都经 历过这样的民意反转。一战、二战时，美国的民意原来主张“孤立主义”反对参战，后来在德 国潜艇连续击沉美国商船以及日本突袭珍珠港几乎消灭了美国舰队后，被激怒的民意才翻转 为支持参战的。而出兵朝鲜、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则相反，民众是先拥战而后反战。韩战 越战中美军几万人规模的伤亡都比对手要小得多，其实根本破坏不了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战 争机器。伤亡更小的伊拉克阿富汗就更是如此。
可以说至少从20世纪以来，美国从未经历过军事意义上的战败（指战争全局，不排除某些局 部战斗的失败）。对美国而言，战争打不下去，从来不是因为军事机器遭到严重打击而失能 （如德国、日本在二战中的失败那样），全都是因为失去民意的支持——民众认为打下去不符 合自己的利益。所以，在越南打败美军的，其实主要不是越军，而是变得反战的美国民众。 美国在民意支持下投入战争，在民意反转下退出战争，这与德国在“攻克柏林”后、日本在核 弹轰炸下军事机器被毁失能时的投降，是完全不同的。
笔者并非“浪漫民主主义者”，知道国民中不同的人对整体民意影响之差异，更无意论证“人 民无错”，也不认为民意支持的战争都是对的，反之就是错的。但是，只要民意是在“承认差 异，自由表达，多数决定”下形成，而外交又由民意决定，那么，“国家利益”即国民利益这 个事实判断就没有问题。
相反，当年德日在投降前都没有反战运动（“刺杀希特勒”式的宫廷密谋除外），犹如投降后 没有抵抗运动一样。不反战是因为民众“爱国”吗？当然不，否则后来何以没有抵抗运动？其 实这两件事是一个道理：专制下的德日民众并无利益判断的权利。所以从利益判断主体而言， 德日的“国家利益”其实就是这两国“皇上”（专制者）的利益，就像美英的“国家利益”是英美 的国民利益一样。
有人提出“平庸之恶”说，认为德日民众当初也狂热好战参与迫害，也构成“民意”，还有人说 普京镇压反战者之后俄国民众出现拥战游行，这是“无自由的民主”。我以为这些说法会造成 混淆。平庸者为恶完全可能（高尚者为恶也有可能呢），但平庸本身并不是恶，不许平庸—— 强迫“高尚”恰恰是极权主义的特征。平庸者在权力怂恿下大规模作恶（不同于某个莽汉发怒 杀人），和不许反对的所谓“民意”一样，恰恰是自由消灭的结果。而“无自由的民主”是个伪 命题。自由与民主的基础都是“群己权界”，没有己域的自由，就不可能有群域的民主。至于 强权驱动的“群众性歇斯底里”是中国秦始皇与西方中世纪就有的现象，它与民主无任何关系， 也不构成所谓的民意——正如奥斯维辛的上百万犹太人“无争议地”走向焚尸炉并不体现“犹太 人的民意”一样。前述德日战前战时无反战而战后无抵抗，就足证纳粹的“国家利益”，其实 只是纳粹的利益而已。
中国经受过的侵略和绥靖¶
当然，上面的论证并不是说民主国家对外行为就一定多么高尚，就不会搞霸权、侵略和欺负 人。民众是谁？就是芸芸众生，非圣非魔而兼有人性的光明与阴暗。他们与“皇上”一样也有 七情六欲，也会自私自利，当然，也会有“高尚的理想”。民主的理由并不是民众比皇上道德 高尚，而是每个人的合法权利（包括自利而不害人的权利）都需要保护。为防止民权被侵夺， 公权力只能来自民众的授予。一国民众民主授权的国家自然代表该国国民的利益，而不是像 专制国家那样为“皇上”的利益而鱼肉国民。但根据同样的逻辑，某个民主国家的权力并非外 国民众乃至世界民众授予，甚至也不受外国乃至世界民众的制约，则这种权力为本国民众利 益而侵犯、损害外国民众，就不是不可能。至于重视本国民众利益甚于顾及外国民众利益， 那就更是常态了。前者导致民主国家可能对外侵略，而后者，则导致民主国家更可能搞的是 绥靖。
民主时期的英法等国曾经实行“炮舰政策”，延续和发展过殖民侵略。“一建国就民主”的美国 向印第安人扩张土地，更比建国前主宰北美的英王还急迫，因为构成当时美国民众主体的农 民对土地的需求要比英王强烈得多。甚至他们的要求独立，就与英王阻碍他们向北美原住民 掠取土地有关。这方面美国的确是有“原罪”的。但这不像过去某种意识形态说的，是什么美 国统治者的原罪、“资产阶级”的原罪，而就是“美国人民”的原罪——当然，他们现在也在深刻 反省。
但无论侵略还是反侵略，如果需要战争的话，那么战争的成本和牺牲是民众负担的，民主制 下民众及其代表作出这种决策，就要掂量自己的得失。专制者可以为皇上的利益不受制约地 拿民众做炮灰，如有人调侃的那样：“下定我的决心，不怕你的牺牲，你去排除万难，为我 争取胜利”。而民主制就做不到。理想主义的反战姑且不论，仅从人性自私的一面讲，有利 可图的侵略如果代价很小，民众会支持。但代价一大，民众就不愿意了；要他们“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是很不容易的。
民主的美国欺负原始落后反抗乏力的印第安人，攻打墨西哥、巴拿马、格林纳达这样的弱邻 可以，但与比这稍强一点（哪怕仍远弱于自己）的对手打仗，他是非常谨慎的。不是绝不出 兵，但门槛极高。对庞大的中国就更不用说了。历史上美国从来没有跟中国正式打过仗（朝 鲜战争？你去过板门店就知道，那里旗帜和标识——当年和现在一样——显示谈判的双方是北朝 鲜和联合国：美国人是经过授权的“联合国军”领导者，而中国人是去帮朝鲜打仗的“志愿”军， 无论实际厮杀的人是谁，法理上那就不是中美“两国”间的战争，两国也都刻意避免这样的战 争）。而民主制英法侵略冷兵器时代反抗乏力的中国，在打赢了三次局部战争、1898-1899 年间攫取了最后一批“权益”（几个“租借地”）之后，就再没有更多的进展。以后他们的对华 政策主要是维护已有权益，或在归还权益上讨价还价，而不再有进一步的索求。为什么？除 了其他原因以外，在中国也有了热兵器之后再与中国打，哪怕赢率仍然很大，但他们就要多 死些人，民主制下的民众就不干了。
此后进一步欺负中国、甚至企图灭亡中国的，就是俄（苏）、日这两个专制帝国，搞侵略他 们是“死得起人”的。其实从瑷珲条约和甲午战争起，这两个专制恶邻就是侵华主角。庚子后 更是几乎包揽了侵华角色。“八国联军”之役，主力正是这两国，而且“护馆护侨”只是借口， 俄日其实都带有非常狂妄的领土要求和独占性权益要求。而英法美在此役中不但是配角，而 且主要就是对慈禧太后攻打使馆、屠杀基督徒（遇难者 95% 以上其实是中国人，但也确有 他们的公民）的报复，除惩凶赔款外没有别的诉求。以后这几国都进入了对华吐出权益的阶 段，无非是有的比较主动，有的不情不愿而已。“亡我之心不死”的，其实就是那两个专制恶 邻了。
此后这些民主列强与中国的矛盾，除了在中国收回权益问题上讨价还价外，其实与其说是 “侵略”，不如说就是“绥靖”了。标志性的“巴黎和会”，被毛泽东说是“先生欺负学生”，据说 导致国人先进者对西方失望。其实，“西方”真正欺负中国是在此之前（而那时国人先进者恰 恰是视西方为“先生”的）。而在巴黎和会上，西方并没有扩张自己的在华权益，他们只是对 日姑息迁就，没有力助中国对抗日本收回青岛（三年后他们才在华盛顿会议上纠正了这个错 误），连鼓吹“公理”的威尔逊，那一次也屈服于日本的“强权”。在巴黎和会上，西方扮演了 可悲可耻的绥靖角色。
两次大战间的绥靖与侵略¶
其实更宏观地看，巴黎和会在产生“集体安全”诉求的同时，也就产生了“绥靖”现象。此后在 “侵略”对集体安全挑战越来越甚的情况下，我们看到了连绵不绝的绥靖，直到“集体安全”破 灭、世界陷入了“二战”的绞肉机：
在东方，日本侵占东北后国联派出的李顿调查团尽管宣布日本违反国际法并要求日本撤军， 但日本根本不理睬这种“嘴炮”，干脆退出了国联。此后 1937 年日本全面侵华，次年占领上 海后，对西方在华利益已经构成严重挑战，但西方仍然只有嘴炮。英国甚至还在 1939 年的 《有田-克莱齐协定》中同意日军进入租界镇压军统的抗日力量，被批为“远东慕尼黑”。直 到 1940 年日本进一步夺取了法属越南，开始正式进取西方在亚太地区的殖民体系了，英美 才着手经济制裁日本。但英国仍然甚少作为，甚至还趁中国因越南出海口被封，急需缅甸通 道之机，要挟中国承认所谓“1941 年线”。罗斯福倒是认真主张援华抗日的。但是美国主流 民意仍是“孤立主义”（其实就是东亚版的绥靖主义），如果不是日军袭击珍珠港最终打痛了 美国人，罗斯福对日宣战还不知拖到何时。以至于一直有人认为罗斯福知道日军偷袭情报却 故意无视，以便让日本人教训美国的绥靖民众。这个猜想当然没有根据，但逻辑上，美国民 众的对日绥靖幻想的确是被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的一记耳光打醒的。
对德绥靖就更是众所周知：1933 年希特勒上台后，就一再挑战“凡尔赛体系”：1935 年违约 重建海军，1936 年破坏非军事化规定而进军莱茵兰，1937 年干預西班牙内战，1938 年合 并奥地利，侵占捷克的苏台德区，接着吞并与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占领立陶宛的克来彼 达（梅梅尔），直至 1939 年 9 月全面进攻波兰。
这期间英法的几届政府，无论左派右派，都对德国的得寸进尺、夺陇望蜀一再姑息迁就，或 者只以嘴炮反对，或者事后接受既成事实，或者甚至事前就签下出卖小国的慕尼黑协议。德 意结盟后，英法对意大利先后出兵埃塞俄比亚与阿尔巴尼亚也都是只打嘴炮，通过国联予以 谴责，却没有任何阻止的实际行动。
过去人们只指责张伯伦、达拉第，其实绥靖的不只是这一届政府，而张伯伦当时的作为，也 是国会批准、舆论支持的。反对绥靖、主张抗德的丘吉尔谴责这是“投喂鳄鱼，希望它吃饱 了就安静，结果它越吃越强壮，最后把投喂者也吃了。” 但在当时，他只能发出“荒野中的 声音”。有人说，英国的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的声音发不出来。那丘吉尔难道 是无产阶级？我也知道近年来西方学界流行对张伯伦等人的“修正主义”理解：说张“不是一 厢情愿，而是争取时间”， 据说绥靖者并非真对希特勒抱有幻想，而是因为当时英弱于德， 需要争取时间来强化军备。但是即便承认这种解释，问题仍然是：谁把不久前的一战战败国 放纵成如此强大的？不就是英国人民（不只张伯伦）的绥靖倾向吗？
1940 年希特勒在西线向英法大举进攻，英法人民梦醒，对德绥靖彻底破产。丘吉尔的抗德 路线终于获得全面的支持。后来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说：“我们本来能够阻止 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希特勒的冒险能在早期就被粉碎，如果没有绥靖政策，就不会有随后 的大屠杀”。其实，今天东欧大地上的战祸又何尝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