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es on: 陈冠中, (2005): 我这一代香港人¶
@book{陈冠中_我这一代香港人_2005,
author = {陈冠中},
publisher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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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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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代香港人――成就与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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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香港粤语当作母语，因为最流利，而且自信的认为发音是百份百准的，如果不准是别人不准，不是我不准。就这样，身份认同的问题也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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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人口结构都偏帮我这一代：我们前面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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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大学生的左翼小圈子里有两派，一个是毛派，也叫“国粹派”；另外是更小的圈，是左派中对当时的毛和文革有批判的一派，叫“社会派”。
待四人帮倒台，不少毛派学生马上进入商界，到美国银行等商业机构做事，一点障碍都没有。1979 年改革开放后，他们又是第一批去大陆做生意的人。到底是香港教育出来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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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毛派的深层执着不是毛主义，而是国族，可提炼出来给今天的是爱国。其他零星异端左派当年的主张，也幸好没有实现，然而他们的基本关注是公义，可滋养今天的民主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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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就香港大学来说，主流所向往的，除了当医生外，是在香港政府里当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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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们爱钱。
所以出道十年八年后，我们想像力就被绑架了，很甘心的受勾引，从赚辛苦钱，进化到想同时赚更多更容易的钱：股票、地产、财技。我们初是羡慕，后是不安分，怀疑自己的赚钱能力比同代其他人落后了，最终一起陷入了一个向地产股票倾斜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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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代有了这样的全民共识：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好，因为今天确比昨天好；楼价是不会跌只会升的，打一生工赚的还不如买一个单位的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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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代大陆开放，我们的工业就搬到珠三角去了……整个香港在 1980 年代开始等于是自动放弃了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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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三》每年限量批地 50 公顷（1981 年还在售地 216 公顷），这方面政府是赤裸裸干预市场而不是放任，托高了地价，成就了财富集中在大地产商的“不完全竞争”布局（1991 年至 1994 年落成的私人住楼有七成是由当时最大的七家地产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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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政府少说少计划，香港经济就自然好，这是我这代既得利益者的一厢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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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远经济的说法很正确的指出维持就业不能只靠金融服务和大企业，但我们要注意“低价值，高就业”这样的思维语境里的“认命”倾向，小心反过来合理化了已经严重的两极分化趋势，并衍生出二元分割的路径依赖。
我觉得，香港必须也有条件去倡导二元经济的一个更进取的规范性目标，就是“中价值，中就业”，这样大多数下一代才会有寄望。
移动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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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香港问题不好解决，是因为我们太多“边界”。
身份问题就是边界建构，玩特殊，搞本地，分我他，既可塑造归属感和社群价值，亦潜伏着自闭和排斥、妄念和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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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也没有用，香港的政治年代已到，行政不只主导不了政治，甚至整合不了管治。
我们现在谈的并不是国族层面的身份认同政治，而是城市层面的管治政治。香港进一步民主化不是为了处理国族问题（因为问题不大），而是为了城市的有效管治和良性发展――我们只是想选个市长而已。
在香港政治用语里，我应算是民主亲中。
香港人的主流经济观遂成形：有了金融不需要工业，政府的积极不干预，然后更简单化为政府少做事经济自然好的“民间智慧”――生意人的民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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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每年工伤致残的工友，惊人的多。这里真的要骂一下深圳共产党和市政府，你们有想过要为人民服务吗？
杂种城市与世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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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和先秦儒家思想的天下观，有它“中国即九洲”谬误的华夏中心主义一面，也有天下大同的理想一面，孔孟皆曾作跨国游说，以普世仁义替代邦国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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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启蒙思想家对世界主义存疑，如卢梭就问如果你爱所有人，不就是什么人都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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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圈有两种民族主义论述是缺乏世界主义信念的，一种认为大国崛起难免一战，一种预设了二十一世纪必将再出现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冲突。
两岸三地一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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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民间粤语，常用一个“搞”字，有没有搞错、搞掂、搞搞震，而大陆官方用语有一阵子也用“搞”，搞革命、搞生产、搞男女关系。倒是台湾人好像是本来不怎么搞的，可能这是如此，台湾音乐家罗大佑在九十年代移居香港后，大概整天听到香港人搞这个搞那个，遂想出“搞搞新意思”这样的歌词，这用法并不是台湾固有的用法，但香港人也乐于接受，可见我们多喜欢搞，或搞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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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包容、尊重，甚至享受，互相混杂却有差异的中文书写、搞搞新意思的中文。
现在的大学生真能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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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光看主流媒体，对我们身处的世界很难有反省，趁念大学看点好的左派书，可以补脑――不好的左派书则看坏脑。
左派学人要自我警惕的是一句话：“右派不看书，左派只看左派的书”。
注解
恍然记起钱理群所说媒体知识分子的兴起，大概在《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下册 中，具体哪一页已经无从得知。纵然现在可能还看不清媒体知识分子在历史上的作用， 但媒体知识分子恐难以逃脱“短视”的评价。
社会制度的六种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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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是会失灵的、政府是会失灵的，社群也是会失灵的。
一方面，不能让市场独大，不能让政府独大，也不能让社群独大。
另方面，市场太弱不成，政府太弱不成，公民社会太弱也不成。
克劳斯・奥佛（Claus Offe）……指出以往的社会制度选择是“单元”的，或以政府、或以市场、或以社群作为“社会秩序和凝聚的最终保证者”，但适合现今世界的是一种“不纯”的设计，不单一依靠政府或市场或社群，而是要求三者同在一种“混合”的制度安排中不缺席。
政府、市场、社群，分别来说，既依靠也激活人类塑造世界的三种能力：理性、利益和激情，各自突显着不同的价值观：政府与理性要求平等（包括权利与责任），市场与利益要求自由和选择，社群与激情要求身份认同，反映在公共哲学上分别是大政府主义（国家主义）、市场自由主义、社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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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分不出什么可以市场化什么不可以。
动物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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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会指出人是有很多区别于动物的特点，以说明人不同于动物，甚至高于动物，然而反过来的质论是，对丧失这些特点的人，和智力感情还不如动物的人，如痴呆老人、植物人和婴儿，为什么大家不把他们困在不能转身的小空间、杀宰、做疾病试验品、以至当食物来吃？说到底，只因为人是人，动物是动物。这种人类的态度叫物种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