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es on: 魏舒歌, (2020): 战场之外：租界英文报刊与中国的国际宣传¶
@book{魏舒歌_战场之外_2020,
author = {魏舒歌},
title = {战场之外：租界英文报刊与中国的国际宣传},
year = {2020},
publisher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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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骄日遮天：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论战¶
冲突爆发当时，在基本事实尚无法确认的情况下，“话语”之争往往转化成“语境”之争。报界 广泛接受的信息，是那些与当下舆论环境相吻合、与既有事件一脉相承的叙述，却不见得是 最符合客观事实的报道。
但当租界报刊开始接受中国的观点时，英国国内的报纸，尤其是伦敦的《泰晤士报》却对此 置之不理。《泰晤士报》同情日本，赞赏日本在中国东北维护自身利益，并认为日本的军事 行动是中国长期不尊重日本在华核心利益所致。《泰晤士报》记者称赞日本“在中国混乱的 沙漠中创造了繁盛的绿洲”，“在不知秩序为何物之地建立了秩序”，然而日本的付出却只换 得中国的敌视。该报认为日方出兵是对中方无理挑衅的回应，“日本理应维护自身的利益”。
第五章 进退两难（1932～1937）¶
胡汉民与蒋介石的分裂，使不了解中国政局的外国人对中国事务更加迷惑。顾维钧就抱怨说， 中央政府与地方势力的纷争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内讧，给他在国际联盟的宣传工作造成了极 大的困难。法国、英国、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国家的代表多次向他抱怨中国政局混乱不堪，并 暗示中国若无法统一意见，将很难得到他们的支持。日本也以中国政府分裂作为不履行《李 顿调查报告书》的借口。该调查报告要求日本直接与中国政府谈判解决“满洲”问题，而日本 首相斋藤实则对媒体称，跟中国进行谈判本身就很困难，“我们根本不知道中国政府在哪里， 领导人是谁，以及我们应该如何谈”。
第七章 逆流而上：从南京到重庆¶
董显光特别强调隐性宣传的重要性，以润物无声的效果为最佳。既谙熟西方传播理念，又了 解中国政治生态的他，深知政府这一角色在传播效用中的中西差异。他敏锐地意识到西方受 众对官方信息的抵触与不信任，但官方渠道的消息在一大部分中国读者眼中，无异于对信源 权威性的认可。然而国际宣传的对象主体非中国民众，若以对国人之方式行国际宣传，必是 缘木求鱼。长久以来，这样以对内宣传之法行对外宣传的错位政策，对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 毫无助益。董显光认为南京应该“抹去所有宣传的痕迹”，才能增强其信息在国际舆论场的可 信度。他建议宣传部门要遵循“真相是最好的宣传”之原则，确保报道与现实相符，来增强中 方消息的可信度。他也打破了国籍界限，建议招募外国人来为中国开展宣传活动，并强调有 必要隐藏政府与新闻机构之间的联系。这些新政策是根据他几十年在租界新闻业服务的经验 而得，以开放和重实效的模式挑战了传统党派宣传中对信息控制、个人背景严密监督，以及 强调个人绝对忠诚等保守的理念。
相对宽松的审查是武汉时代新闻政策的一大特点。审查人员有权删除信息，但无权修改信息。 他们在删除信息前不仅要告知外国记者有哪些内容不适合发表，而且要解释这些内容可能对 中国造成的伤害。而宽松的审查也是上海沦陷后，国民政府对新闻媒体监控力式微的结果。 董显光不得不承认，领事裁判权的存在，本已使得国际宣传处对外国记者的新闻审查力不从 心，而上海的沦陷更让国民政府对新闻的管控难上加难。董显光以其多年报界的经验，非常 清楚外国记者逃避审查的各种套路。他深知那些被禁的消息也可以通过信件或私人传播的方 式从武汉传递到日占区，与其无谓的堵截，不如放宽审查，以求赢得外国记者对中国抗战的 支持。
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经常到董显光的国际宣传处视察工作，并出 席外国记者招待会。尽管两人在政治理念上有所分歧，但董与周私交尚笃。董显光称赞周恩 来在汉口期间“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宣传处）与外国媒体的友好关系”。董显光也尽力配合周 恩来，以示国共合作的诚意，增强抗战的士气。
结语¶
战争的摧残和令人窒息的政治环境使董显光身心俱疲。抗战一胜利，他便辞去宣传部副部长 的职务，借赴华盛顿筹办远东研究委员会一事远离国民党政治中心。他一心想掌握一门技艺， 过上“摆脱政治，自由的生活”，遂从华盛顿溜到洛杉矶，隐姓埋名，谎报年龄，学起了汽车 修理。他在学校旁边找了一家小客栈，悠然过起了学生的生活，很少让他的中国朋友知道他 的下落。旧友叶公超访美时找到了他。两人坐在学校花园的草地上边吃着三明治边叙旧，享 受着这份“偷来”之闲。董显光忽然用英文吐露道：“修车比为政府效力有趣得多。”这句半玩 笑的感慨，流露的是他过去十年在政治旋涡中疲于应付的挫败感。但董显光打算成为一名汽 车修理工的计划因国共内战爆发而搁浅。1947年，董显光被蒋介石召回南京，再次主持国民 政府国际宣传部门，而宣传的敌手已从日本人换成了中共。